受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影响，经济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，稳增长、稳就业、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。

“（目前）主要的问题不是货币政策宽不宽松，市场上并不缺钱，主要的问题是受疫情蔓延的影响，市场有效需求不足，所以今年能不能够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对内关系到稳增长的目标能不能实现，对外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应对外部超预期冲击。”5月14日，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，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指出。

中国经济面临三大内外部挑战

对于疫情的持续影响，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早有预期：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、供给冲击、预期转弱三重压力。

“但面对奥密克戎变异病毒，疫情防控面临新的挑战，突出的是影响国内经济循环畅通，增加了市场主体的经营困难，同时也影响到投资者、消费者的信心，特别还影响到一些政策传导。”在管涛看来，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三大内外部挑战，其中之一是国内疫情多点散发。

最新数据显示，4月信贷环比、同比增速都明显放缓。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解释称，这反映出近期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进一步显现，叠加要素短缺、原材料等生产成本上涨等因素，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增多，有效融资需求明显下降。

第二个挑战来自于美联储利率紧缩。管涛表示，今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包括美联储在内的货币政策转向明显加快，在此背景下全球股市、债市、汇市波动明显加大，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也增强，且产生了溢出影响。

近一段时间以来，人民币汇率出现了调整。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美联储紧缩预期推动下，美元指数创20年新高，给人民币汇率带来调整压力。人民币汇率调整不完全是这一原因，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。未来美联储将进一步紧缩，通过贸易往来、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渠道对中国产生溢出影响。”管涛称。

管涛认为，中国货币政策既要坚持以我为主，又要兼顾内外平衡，这面临比较大的挑战。美联储在紧缩的过程中怎么处理好物价稳定、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关系，不但对美国经济金融的稳定至关重要，对全球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。“美国不要因为政策失误导致资产泡沫破灭、经济衰退，这个是非常大的尾部风险。”

第三个挑战是俄乌冲突的预期冲击。管涛认为，俄乌冲突对中国的间接影响不容忽视，表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，俄乌冲突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，其中欧盟作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，欧洲经济出现大的问题对中国外需是很大的挑战；二是，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，进一步推高了大宗商品价格，也影响了全球供应链的修复，这一方面加大了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，另一方面有可能会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形成掣肘；三是，俄乌冲突背景下，地缘政治风险外溢，中国和其他大国关系面临新的考验，并可能出现新的不确定性，这些因素如果变成实质性的影响，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可能也会产生负的溢出效应。

稳经济可从五方面应对

财政货币政策以就业优先为导向、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、阶段性免除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利息并允许延期还本……5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一系列举措，着力稳住经济大盘。

“只有经济稳了才能金融稳，经济强才能货币强。”管涛称，面对经济新的挑战，应从五方面具体应对。

一是，完整全面地认识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政策，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坚持动态清零，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。

“尤其重要的是，疫情防控期间，如何通过各部门共同配合保持物流畅通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，这不仅仅要财税金融政策支持，同时还需要公共卫生政策以及其他行业监管部门政策配合协调。”管涛称。

二是，用好财政货币政策的正常空间，靠前发力，切实发力。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联动，以及财政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，加大对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财税金融支持力度，努力实现稳增长、稳就业、稳物价的目标。同时，既要继续做好相关工作稳住外需，还需进一步扩大内需，尤其避免将来外需紧缩、内需低迷双碰头，稳增长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。

第三，在合理均衡水平基本稳定的基础上要保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灵活性，让人民币汇率形成有涨有跌的双向波动，发挥汇率浮动吸收内外部冲击的“减震器”作用，增强宏观政策的自主性，有助于增强境内外投资者信心。

第四，应继续推动金融市场的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建设，完善基础制度，吸引中长期资金直接入市，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，及时回应市场关切，稳定境内外投资者预期。

第五，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，针对新的情况和问题做好预案，有备无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