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银本位、金本位货币体系主宰世界经济之前，海贝也曾作为贝币，在全球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，创造出史上第一个世界货币体系，从公元4世纪前后兴起，直到20世纪早期才消逝。遗憾的是，以往的全球史研究中，很少有历史学家关注到小小的贝币。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斌在新作《海贝与贝币》中构建了一个新理论，将那个存续了上千年、既有全球性又有地方特色的贸易空间称为“贝币世界”，并指出贝币对亚欧非大陆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都产生过重要影响。
云南在全球化中的作用
第一财经：中国何时开始参与到全球化，主要有两种观点，一是认为晚清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被迫融入，二是将参与时间提前到明朝。但是根据你所写到的云南海贝的历史，那里早在中古时代就和孟加拉湾地区的经济发生了密切勾连。所以通过云南贝币的这段历史，是否对重新认识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也提供了一种新思路？
杨斌：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。实际上《海贝与贝币》一书的主旨，还有我的很多研究就是中国与世界的沟通。我的立场是，中国是在世界之中，而不是在世界之外。你讲的关于全球化的一些理解和定义，这几十年来在学术圈，特别是国际学术圈中讨论了很多。全球化究竟是从19世纪开始，还是从16世纪哥伦布等人的大航海开始，或者是公元1000年开始？我的理解是要看怎么定义全球化，是定义“人类变成一个地球村”这个结果，还是它的过程？
导致全球化的过程是有全球化的因素或者力量在推动，但有时可能导致全球化的结果，有时却不见得，这是我的理解。如果你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讲，全球化最早的过程是早期人类走出非洲的过程，这个过程最少也有二三十万年。
第一财经：明清以来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，长三角的作用被关注得比较多。但是你提到的云南长期却只被看作边疆地区，很多人并不知道它在全球化中的角色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？
杨斌：以江南作为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最早开端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，因为大家认为全球化就是欧洲人带来的。但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问题的，陆上丝绸之路是不是全球化的一个通道呢？肯定是啊。江南地区因为靠海而参与到全球化，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，特别是欧洲大航海时代带来的全球化。所以又涉及我刚才谈的问题，怎么处理对全球化的理解和定义。
云南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，一贯被认为是中国的西南边疆，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，汉族一直要到明代才大量涌入，到了清代汉族才成为云南人口的多数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抛弃中原中心论的看法，云南就处在东南亚大陆的顶端，我用一个形象的说法，就是“三明治包裹的地区”，一边是中原大陆，一边是我们的西藏地区，一边是东南亚，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地理文化和经济来往通道。
过去费正清先生讲所谓的“民族走廊”，古代不同的族群从西藏、四川一直到云南，然后向东南亚流动。从这个方面说，云南的地理位置和族群文化都是非常关键的，特别是它提供了一个非中原或者说非汉人的视角，来理解这片土地以及中国历史。
从当代国际政治划分来说，云南也很特殊和重要。它有三重身份：是中国的西南边陲、除成都之外的西南中心，又直接跟东南亚各国有陆路来往，还是南亚通道。可能通往南亚的通道很多人不大能够理解，实际上二战时有条驼峰航线，美国对华物资援助都是从印度起飞，然后经过喜马拉雅的山口运到昆明。所以云南跟南亚关系非常密切，虽然交通比较困难复杂。
海贝与“中国”的出现
第一财经：西周青铜器“何尊”上有“宅兹中国”的铭文，是最早出现“中国”一词的实物，学者葛兆光还以“宅兹中国”为书名，提出“何为中国”的问题。“宅兹中国”背后，是周成王“赐贝卅朋”给贵族“何”的政治事件。但相比来说，“赐贝”这个历史细节被关注得不多。所以你认为，从海贝的角度看，当时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。
杨斌：很简单，假如没有“赐贝”这个环节，就不会有何尊，也就不会有何尊里面的那句“余其宅兹中国”。再往前推一下，赐贝又是什么原因呢？印度洋的海贝在商周时代是贵重物品，象征着权力、财富，所以才会有赐贝这个环节，由此建立周天子跟诸侯的盟约关系，就是我们说的封建关系。接受海贝的诸侯自己筑鼎来纪念赐贝这个事，同时也表明和周王的特殊关系，这种关系对诸侯来说非常非常重要，是权力的来源。正好，何尊里记录了周文王的一句话，“余其宅兹中国”，是我们在文献上第一次看到“中国”。
通过文字记录我们就发现，“中国”跟世界是连在一起的，因为海贝是印度洋来的，不是中国所产，但是被中国利用。通过海贝可以看到，外来世界在早期对中国的形成有重要作用，这种作用也许不是长期都非常重要，但在某些关键环节非常重要，不可或缺。
第一财经：海贝货币体系的建立是因为市场的力量，而如你在书中所说，崩溃也是因为西方资本大量逐利，导致贝币在西非急速贬值，贝币系统开始坍塌，进而慢慢被英国银币替代。这段历史是不是“成也市场，败也市场”？“贝币世界”的崩溃有什么启示？
杨斌：贝币世界的崩溃，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理解为某个主体过量地发行货币——就像我们经常指责美国人印了太多钞票一样，就会导致货币贬值，通货膨胀。当然，海贝在西非崩溃的背后，除了殖民主义之外，很多偶然因素也形成了共振，比如航海路线的发现。如果没有好望角把西非、欧洲、亚洲、印度洋和北美洲连在一起，海贝不可能大量输入到西非，就不会形成崩溃，所以这里面有地理上的新发现，有航海技术的进步、大型帆船的出现等原因，共同造成了这一结果。
现在我们基本上不能想象，在那么广阔，甚至相距千山万水，人种、文化、宗教信仰、政治制度也是千差万别的世界里，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都在使用同一种货币，而这种货币又来自遥远的印度洋的一个群岛。但事实上贝币就是这样存在的，夏商周时期还差一点就成为我们的货币，如果当时运输能够更加稳定的话。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一个贝币世界或者海贝世界的存在？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市场的力量。
在贝币的世界里，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帝国或者王朝统治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国家、同一种政治制度，政治权力对它们的作用不大，最大的就是市场的力量，就是我们所说的“看不见的手”。所以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市场的力量给人类带来的机遇和成果，充分尊重市场的力量，尽量避免权力的干涉。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，就是行政干预减少了。
财富价值与货币不同
第一财经：我注意到你也收藏海贝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收藏海贝对研究有什么启发或者帮助？
杨斌：我原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，新加坡在宋元时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要点，后来又是东南亚的中心，很多货物从印尼、越南、马来西亚到新加坡中转，新加坡也有些唐宋元明清的沉船，所以我有机会认识一些收藏家。我研究海贝时间很久了，几年前开始准备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意识到中国考古史上除了海贝，还有很多鎏金铜贝、骨贝、玉贝、滑石贝、金贝等等，就想有机会收起来看看。后来我也认识一些美国的收藏家，给他们讲了我需要的东西，都很慷慨地让了些鎏金铜贝、玉贝给我。
对我来说，博物馆里的收藏固然很好，但是不能触摸，和实物摆在桌子上的感觉完全不同。而且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都是品相最好的铜贝和海贝，因为它们主要来自墓葬，流通并不频繁。我看到的，还有我收藏的一些东西品相就不是那么好，但同样能体现当时的流通历史，更有个人的情感以及对历史的寄托和认识。
第一财经：《海贝与贝币》中除了介绍海贝在中国早期与世界互动中的作用，也纠正了学术界对海贝的一些误区。你认为误区是学术界对海贝的研究和认识重视不够形成的？
杨斌：是的，我自己也认为这是书中的一个亮点，特别是对中国的读者而言，纠正了2000多年来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两个观点：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海贝是东南沿海或者南海来的，海贝是中国最早的货币。我在书里也说了，这两个结论从司马迁直到现在都是错误的，但并不影响海贝对于早期中国的重要性，只是对它的重要性有误解。
之所以过去学者认为海贝是中国早期的货币，是分不清楚贵重物品、财富和货币的关系，认为货币就等于财富，就等于有价值的东西，这是一个误解。对此我们不能苛求司马迁，2000多年前的汉代也没有现代经济学理论和体系。
但是就现在的学者而言，特别是我们在写教科书和写博物馆介绍资料的时候，就要区分财富价值跟货币的差别。货币是有价值的，可以是财富的象征。但是作为财富象征价值的贵重物品，却不见得就是货币，两者不是一一等同关系。举个例子，人人都爱钻石，知道钻石很稀缺，价值很高，钻石可以换货币，但钻石不是货币，你不可能想象有人拿着一颗钻石去买2斤白菜5斤肉，或者去吃顿饭。但100多年来，很多学者都把货币等同于财富的价值，所以需要做一些纠正，也希望我的观点以后在教科书、在博物馆里可以被接受。
《海贝与贝币：鲜为人知的全球史》
杨斌 著
社科文献出版社·甲骨文 2021年11月版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