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相信吗，1000多年前的中国唐朝，全社会流行“以茶代酒”！

或许你仍有疑问，唐代大诗人李白不就堪称“酒中仙”吗？其实在中晚唐时期，随着茶政的实施，《茶经》的风靡，饮茶成为“盛世之清尚”，当时全社会尤其在唐宫宴会中，宾客们确实会“以茶代酒”。

中国是茶的故乡，中国茶文化兴于唐朝。唐朝奠定了茶为国饮的基石。唐朝人如何喝茶，又有哪些茶宴茶风？这一切，得从一个封闭了一千多年的神秘地宫讲起。

器具之盛：封埋千年的唐宫“顶奢”

1987年4月3日，位于陕西宝鸡扶风县的唐朝皇家寺院法门寺，沐浴在万里晴空之下。几名考古人员因重建需要，正在清理寺中400年前明代真身宝塔（即法门寺塔）的塔基。

“从塔基中心扒开扰土后，露出了一块一米见方的大理石盖，盖子的西北角开裂，成三块碎石。”法门寺博物馆首任馆长、地宫发现亲历者之一的韩金科回忆道。“当时临近中午，太阳光刚好直射下来，我们把碎石移开，往下一看，不得了，全是金银器，一摞压一摞，金碧辉煌，深不见底。”

沉睡了一千多年的大唐帝国，就这样不经意间，再次映入世人眼帘。

公元873年，唐懿宗从法门寺地宫中请出佛骨，迎到长安供奉。仪式还未结束，这位唐朝第17位皇帝突然病重离世，年仅12岁的唐僖宗继位，登基后首件大事就是归送佛骨。公元874年，佛骨归位，数千件皇室奇珍异宝安放地宫以作供养，随后法门寺地宫正式封闭。

唐末战乱、京畿地带逐步转移……历史车轮滚滚向前，法门寺地宫就此结束了30年一开启的轮回命运，进入了“不知何时才苏醒”的沉睡期，直到1113年后，它才石破天惊般地“睁开了眼睛”。

4枚佛指舍利、121件（组）金银器、700多件丝（金）织物，400多件珠玉宝器及艺术品，10000余枚铜钱币……“穷天上之庄严，极人间之焕丽”的法门寺地宫的发现，被誉为继秦兵马俑之后的“世界第九大奇迹”。地宫出土了目前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、等级最高的宫廷茶具——唐宫系列茶具，也让大唐皇宫茶宴，第一次以实物的形式，出现在千年以后的历史舞台。

地宫物帐碑记载，出土茶具由唐懿宗、唐僖宗供奉，包含储盐器、焙茶器、碾罗器、筛茶器、煮茶器、饮茶器等。这些茶具构思精妙，色彩玄秘，质地高贵，以金银为主，还有当时比金银还贵重的琉璃、秘色瓷。

以秘色瓷为例，晚唐诗人陆龟蒙在《秘色越器》一诗中，用“夺得千峰翠色来”形容之，这也是明确记录秘色瓷的最早文献。茶圣陆羽更认为，唐代瓷业体系中，越窑青瓷当为瓷中之冠，而秘色瓷，乃为青瓷之绝品。

法门寺地宫出土的2件黄釉秘色瓷碗和5件青釉秘色瓷碗，系专为皇帝制作的饮茶器具，为宫廷御用极品，轻旋如薄冰，远观如明月染春水。“秘色瓷之‘秘’，与釉色、产地无关，更多关乎等级，即皇家机密，民间不得仿制，亦不可僭越使用。”法门寺博物馆馆长任新来说。

唐佚名《宫乐图》，描绘了一次唐代后宫茶宴的场面，画中贵妇端着的茶碗，规格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碗非常相符。“秘色瓷光洁如月，极为精美，对原料、烧制技艺要求极高。法门寺出土的皇家秘色瓷碗，光影下如盛一碗清水，远非一般越窑薄釉青瓷可比，应是专门烧造。”任新来说。

刘禹锡诗云“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尽狂沙始到金”。根据地宫出土的《物帐碑》记载，地宫出土的唐宫茶具中，金银器包含茶笼、茶碾、茶轴、茶罗、长柄勺等，制作于咸通年间（咸通为懿宗年号），并刻有“文思院造”字样。文思院，是皇宫金银器加工作坊。

这些茶具是谁在用呢？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等多个茶具上刻写的“五哥”字样，揭开了使用者身份之谜。

“五哥”乃唐僖宗继位前的昵称，因排行老五，称之“五哥”。根据刻文推断，“五哥”李儇在8岁时，已有了专属的金银茶具，可见在大唐皇室，喝茶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，从娃娃就开始抓起了。

此外，唐宫茶具中，还有进口“奢侈品”——如冰似玉的琉璃器。

“法门寺出土了20件琉璃器，其中琉璃茶盏茶托，是明显的中国造型，但成分是典型的波斯萨珊玻璃和伊斯兰玻璃，推断是阿拉伯商人根据中国的需求专门设计的，通过丝绸之路再传入我国。”任新来说，“这是大唐王朝与其他国家文明互鉴的成果。”

美其仪，毕其器。器具之盛，描绘出一幅尽显皇家风范，极尽人间富贵的唐宫茶宴图。

庙堂之上：极尽富贵的“国之大宴”

上与妃斗茶，顾诸王戏曰：“此梅精也。吹白玉笛，作惊鸿舞，一座光辉。斗茶今又胜我矣。”

上文选自《梅妃传》所载唐玄宗与梅妃在宫中的茶宴趣事。不过，此时大唐王朝正值最鼎盛的时期，四海调和，九州繁华，帝国流行的盛世佳酿，并非茶，而是酒。

“安史之乱前的大唐，是沾着美酒，崇尚痛饮狂歌的。酒风炽盛的长安城，酒肆林立，半城酒仙，大诗人李白就是最典型的代表。”法门寺博物馆第二任馆长、研究员姜捷说，“此时，酒在整个帝国占据着压倒性优势，茶更多是私人雅饮。玄宗与梅妃斗茶，诸王围观，推断只是家宴，有点不足为外人道的色彩。”

玄宗末年，安史之乱爆发，唐帝国盛极而衰。动乱被平息后，曾经浓烈醇香的长安酒家们还未缓过劲，就面临着新一轮的命运转折——因为战乱导致粮食奇缺，饥馑不断，王朝统治者认为酒是奢靡之物，在肃宗乾元元年（公元758年）至代宗宝应二年（公元763年），陆续发布禁酒令，随后的榷酒政策（专卖）进一步产生叠加效应，致使酒价走高；此后的德宗、文宗又相继推出茶税、茶马互市、榷茶法（茶叶专卖）等一系列茶政、茶法，客观上导致全社会逐渐“以茶代酒”。

“历代以来，不管是朝廷还是民间，祭祀都是用酒，但安史之乱后，皇室逐步以茶祭祀，这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。”姜捷说，“此外，茶清静雅和的气质受到文人推崇，解困解乏的功效也博得了民间喜爱，多种因素驱动下，从中唐到晚唐，茶文化逐步由兴到盛，直至无异米盐，造就‘比屋之饮’，饮茶‘难舍须臾’。”

此时的大唐皇宫内，茶宴已由私饮逐步演变成“国之大宴”。这其中最为隆重的，是一年一度的大唐宫廷清明茶宴。

“清明茶宴概源自长安清明三月三踏青扫墓的古俗，一方面为祭奠先贤，抚慰英烈后代，另一方面也可礼遇群臣，渲染太平气象。”姜捷说。既为茶宴，当仁不让的主角，便是特贡而来的明前茶。中晚唐皇宫茶宴的明前茶，又名急程茶。

中唐以后，朝廷不满足于由各地“土贡”的被动贡茶方式，于大历至贞元年间，在浙江湖州顾渚山，设立了集管理、种采、焙制于一体的皇家贡茶院。后来名闻天下的书法大家颜真卿，就曾在担任湖州刺史期间，到贡茶院监制贡茶。

“贡茶院的设立，既满足了皇家追求茶中极品的口腹之欲，也避免了民贡不赶趟的问题，可集中一切力量确保皇室成员喝到最新鲜的明前茶。”姜捷说。

唐宫茶宴的明前茶，正是千里“快递”而来。茶宴前夕，贡茶院便组织千余工匠、数万茶农，星夜赶制，此后，通过专门的运输组织“驿传”，换马不换人，赶在茶宴前一天到达都城长安，故称“急程茶”。晚唐诗人李郢诗“驿骑鞭声砉流电，半夜驱夫谁复见，十日王程路四千，到时须及清明宴”所云正是此景。

湖州紫笋、常州阳羡、巴蜀蒙顶……极品贡茶齐聚，宴会在茶香袅袅、“珠翠歌钟俱绕身”中渐入佳境。

根据出土的皇家茶具考证，中晚唐时期，唐宫茶宴流行煎茶法，所谓“莺歌蝶舞韶光长，红炉煮茗松花香”。具体步骤是，先将茶饼从精美考究的包装盒中取出，置于银笼中烘烤，冷却后敲碎，放在茶碾中反复碾磨、罗筛成“细米”状。

煮茶环节中，釜中水烧至出现“鱼目”般气泡时，即为一沸，加适量盐调味；二沸时，舀出一瓢水贮放，再用竹筴从沸水漩涡中边搅边投入碾好的茶末；烧水至三沸时，加进二沸时舀出的水暂时止沸，以“育其华”。此后分茶，趁热连饮，因为“重浊凝其下，精英浮其上”，茶一旦冷了，“则精英随气而竭，饮啜不消亦然矣”。

官居长安的诗人吕温在《三月三茶宴序》这样描写置身宫廷茶宴，酌茶后的微妙感觉：“……浮素杯，殷凝琥珀之色；不令人醉，微觉清思；虽五云仙浆，无复加也。”

茶宴的高潮，是皇帝在“荐宗庙”后，将极品贡茶分赐给文武百官、高寿老人、先贤后人等。作为最高礼遇，这也带动了上表申谢之风。唐代最有名的谢茶故事来自武元衡。为谢皇帝赐茶恩泽，武元衡写了一篇《谢赐新火及新茶表》后，见皇帝没有反应，身为高官的他忐忑不安，找刘禹锡代写再呈；后仍不踏实，又去拜托柳宗元，可谓一谢再谢。

一骑红尘：茶宴背后的民生苦楚

“独携天上小团月，来试人间第二泉。”位于江苏无锡的惠山泉，能被苏轼等历代文人公认为“人间第二泉”，得益于茶圣陆羽。

陆羽在《茶经》中认为烹茶择水以“山水上，江水中，井水下”。他在亲自考察天下诸水后，将庐山康王谷水廉水列为天下之冠，名列第二的，便是无锡惠山寺泉水。此水以“甘味”著称，被许多文人雅士称为人间灵液。

名贯天下的泉水，自然引起了唐王朝达官贵人们的垂涎。史料记载，武宗时位居相位的李德裕，性嗜茶，所求“茶必精，水必名”，不惜劳民伤财，命人以坛装水，密封后从千里之外的无锡，一路快递至京师。晚唐诗人皮日休作诗讥讽之：“丞相常思煮茗时，郡侯催发只嫌迟；吴关去国三千里，莫笑杨妃爱荔枝。”

庙堂之上的唐宫茶宴背后，同样如此，正所谓一口富贵汤，满杯苍生苦。

有唐一代，茶贡逐渐制度化，并日益严苛，不仅要定额纳贡，还要定点定时，违期都要科罪。为此，每逢采茶季，皇权重压之下，茶农和督办的官员们，都不敢有一丝懈怠，正如卢仝诗云“天子须尝阳羡茶，百草不敢先开花”。

作为朝廷命官，诗人袁高亲自在顾渚参与茶事，他用目击者的视角、怀着悲天悯人的心情写下了《茶山诗》。“氓辍耕农耒，采采实苦辛。一夫旦当役，尽室皆同臻”，说明当时茶役之苦，农事被停，全家都在服役；“扪葛上欹壁，蓬头入荒榛。终朝不盈掬，手足皆鳞皴”，写采茶之累，致手和脚像鱼鳞一般开裂；“选纳无昼夜，捣声昏继晨。众工何枯栌，俯视弥伤神”，没日没夜地干，人瘦得像骷髅一般……

袁高被史书赞誉“天下仰其直”，其《茶山诗》痛陈茶贡之弊，揭露了茶宴背后的民生之艰。

另一位诗人李郢直抒胸臆，将批评的笔头对准了皇家清明茶宴，其诗作《茶山贡焙歌》写道，为了确保明前茶准时抵达皇宫，在“春风三月贡茶时”，“官家赤印连帖催”，茶农们“朝饥暮匐”，“喧阗竞纳”。诗人忍不住发问，这些事情如果“谏官不谏”，君主又怎么知道呢？

“所谓的贡茶制度，是保证皇室权贵们喝到最好的茶，往往是通过层层施压强制施行的，很多时候，茶农怨声载道。”茶文化专家韩星海说。

同时，大历、贞元以后，贡茶州府和茶贡数量都增加迅速。最多时候，浙江湖州顾渚贡焙岁造达到18408斤！长庆以后，全国贡茶州府达到了17个。这也不难解释，为什么诗人卢仝在品尝友人赠送的阳羡茶后，发出了时代之问：“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，堕在颠崖受辛苦。便为谏议问苍生，到头还得苏息否？”

安史之乱后，随着藩镇割据的加剧和政治动乱的增多，国库空虚，军费匮乏，而王公贵族仍旧穷奢极欲。为缓解财政不足，唐政府开始实施茶税政策，此后进一步实施榷茶政策，即茶的采摘、焙制、运销完全由国家垄断。没过几年，茶税从刚开始的年税额四十万贯不断增加。苦不堪言的大唐百姓，在“官逼民反”之下，陆续走上抗争之路——当风卷残云般的唐末农民起义爆发后，他们中的许多人，或许顺势揭竿而起，加入起义军，成为杀向京师的“黄金甲”。

风从大唐来：远播四方的中国茶

公元805年3月，在浙江产茶盛地天台山，日本学问僧最澄即将乘遣唐船归国。台州刺史陆淳召集了当地名流，与最澄话别，众人以茶代酒，“酌新茗以饯行，劝春风以送远。”回到家乡的最澄，把带回的中国茶种，播种在了京都日吉神社，结束了日本列岛无茶的历史。

这只是大唐王朝茶文化向海外辐射的一个小片段。

中国是茶树原产地。2016年，陕西汉阳陵出土了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古老的茶叶，即西汉早年，茶已经出现在皇室宫廷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因为战乱频繁，农业经济不稳定，茶叶谈不上商品生产和规模经营，饮茶文化只处于萌芽阶段。

唐太宗年间，24岁的文成公主肩负“和边”重任，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，前往吐蕃，皇室为其准备的嫁妆中，就有茶叶。因饮茶能止渴生津，解油腻、助消化，便很快在吐蕃上层贵族中流行。100多年后的公元743年，唐蕃会盟，建立“茶马互市”，此后，藏区逐渐形成了“可一日无盐，不可一日无茶”的饮茶习俗。

随着唐朝国力的强盛，经济的富庶，茶产业迅速发展。据苏莱曼《中国印度见闻录》记载，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，鼎盛时期超过12万人，这些带着香料、药物、珠宝的异国面孔，通过丝绸之路长途奔袭而来，就是为了换取大唐的茶叶、瓷器，还有丝织品。

“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”，作为当时国际性大都市，兼具世界商贸中心与文化交流中心的帝国首都长安，更是“四方珍奇，皆所积集”。官方的商业区东西两市，涵盖了220个商业行当，商铺鳞次栉比，大唐西市尤其繁华，来自大食、波斯的西域胡商们，在这里收集大唐的各种时尚之物，然后源源不断地运往他们的母国，这其中，自然少不了中国茶。

向西，唐茶进入突厥、回鹘，再经波斯、阿拉伯各国进入欧洲地区；往东，茶风跟随佛教，除了东渐扶桑外，还到达了朝鲜半岛；往南，饮茶时尚也飘到了东南亚地区。史载：“湖南衡山茶……自潇湘达于五岭……交趾之人，亦常食之”，交趾，即如今的越南。

“中唐以后，随着陆羽《茶经》的问世，中国茶对海外的传播，更有茶文化的传播。”韩星海说，“《茶经》中的制茶工艺、饮茶艺术、茶德茶风，这在海外尤其对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。”

陆羽跟他钟爱的茶一样，均系“草根”出身——三岁就成孤儿的陆羽，在山林间的寺院中被禅师收养长大。安史之乱爆发后，正在长安的陆羽被迫南迁，顺道一路考察茶事后，在浙江湖州一带落脚。颜真卿在此主盟的湖州茶会及由此形成的“大历茶风”，对陆羽产生重要影响。

此后，陆羽结合十余年的考察经历和实践经验，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，前后历经26年，完成了《茶经》一书，一经问世后，便风行天下。中国茶文化、中国茶道也因陆羽奠基而正式形成，辐射周边，流布天下。

《茶经》问世二十多年后，最澄和他的同伴空海一起随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，与最澄所不同的是，晚两年回国的空海，不仅带去了茶种，还把制茶工具和《茶经》带到了日本，并积极推广。

《茶经》中所载的24种茶具，几乎悉数应用在今天的日本茶道中。《茶经》在后世也被日本奉为圣物，其所提倡的烹茶艺术及“精行俭德”“清静雅和”的茶道思想，都在日本得到传播。以陆羽《茶经》为主要代表的唐代茶道，给予日本茶道多方面的深刻影响。

唐朝以后，中国茶传入印度、肯尼亚及世界各国，得到了“普世的尊敬”，与咖啡、可可成为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。日本茶道、韩国茶礼、英国下午茶、俄罗斯茶俗，都是接受中华文明的例证，中国也被誉为“茶的故乡”。

在中国本土，王朝的更替也没有让茶文化停下向前的脚步。“兴于唐，繁于宋”的中国茶文化，通过文学、艺术、宗教等多种方式，深刻融进了中国传统文化，茶亦成国人最富情趣和最具全民性的生活习俗之一，与“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”并列为“开门七件事”之一。

（参考书目：李斌城、韩金科主编《唐代茶史》，韩生、王乐庆主编《法门寺地宫茶具与唐人饮茶艺术》《法门寺博物馆论丛2017》） （记者孙正好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