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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乡村校长的线上线下

时间:2020-04-29 09:11:09 | 来源:解放日报

原标题:村里孩子都上了网课,他为何还要每天步行30公里收发作业?

一位乡村校长的线上线下

15公里的路,有3条,王金良这辈子走过无数次。第一条是离家念高中时,村子到县城的路,走了3年;第二条是做代课教师时,到辍学学生家劝说的路,走了1年;第三条是学生上网课时,收发作业的路,走了54天。

王金良是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辉埠镇宋畈乡东鲁完小的校长,学校6个年级齐全,却都只有3班。这里算是乡中心小学分校。学校宣传栏上贴了一张剪报,写于2019年9月,王金良获评“全国优秀教师”后,题目叫“平凡中的感动”。

4月21日,东鲁完小正式开学。学校管得很严,中午分批吃饭,增加午自修环节。22日,全县举行摸底考试,考完两天,王金良还没来得及批改——接受媒体采访,还有镇领导、县领导来慰问。不过,生活终归恢复常态,王金良打算再把网上授课的内容教一遍,毕业班了,对于学生的学习情况,他放不下心。

30公里收发作业

还是冬天,天才蒙蒙亮,冷得很。王金良轻手轻脚地翻身起床,生怕吵醒小外孙。他拿下墙上挂着的玫红色背包——某次跟团出游的纪念品,把桌面上30本练习册整理平整,分4次放进背包,掂一掂,差不多10斤重。脱下棉衣,仅剩一件加绒衬衫。王金良换上运动鞋,背好背包,出门了。他看了眼时间,正好5点30分。

王金良这趟是为了发作业。他教毕业班六年级语文,班上共35个学生,因为有学生跟外出打工的爸妈出村了,包里的练习册少5本,前夜刚批改好。路线提前设计过,是不规则的圆形,将经过7个点,共15公里路程,串联起学生分布的8个村子。第一次出发前,他在家长群里发了消息,安排好每个学生的交作业地点,最少的点1份,最多的点12份。王金良脑海里有一张清清楚楚的地图,学生住在哪里,哪里是他们熟悉的地方,他一清二楚。

村子还很安静,鸟鸣、鸡叫和犬吠刚刚开始。王金良走起来,步伐小,步速快,习惯向上摆动双臂,姿势像个小学生。有小狗看到王金良,摇着尾巴打招呼。走了3公里,他有些出汗,改为单肩背包,不然一直捂着,衣服被汗水浸湿,容易感冒。

6点30分左右,他到达第4个“作业点”,这是一个学生的家,也是村里的小超市。“王梦妮!”他站在门口,双手张开,架在嘴巴上,呈喇叭状,喊学生的名字。学生的爸爸是超市老板,还在被窝里懒着,从窗户口探出头:“王老师早,您辛苦啊!”“我把作业放老地方了。”这家门口摞了几箱啤酒,王金良把5本作业放到上面,按照约定,家住附近的学生们起床后就会来拿。

第5个点是村医家,医生是王金良原先教过的学生,村里的大人孩子遇上头疼发烧,都会来拿药。第6个点是收发快递的小站,那里养的狗诞下小崽不久,对来人警惕性很高,但对王金良已然放心。第7个点最远,在村口的小超市,王金良到那儿一般7点出头,店没开门,他把最后一本作业卷一卷,塞进门把手里。

30本作业“卸货”完成,王金良背着空书包回家。天色大亮,村子完全醒来,“王老师又送作业啊。”“王老师这么早啊。”步行的人遇到他,老远就打招呼;开车的人遇到他,也会鸣笛示意——父老乡亲本就相熟,王金良在当地教书37年,谁家没有他的学生?

7点30分,王金良回到家。再过一会儿,“空中课堂”就该开始了。

54天风雨无阻

“空中课堂”是新鲜便捷的上课方式,步行2小时收发作业却是最土最累的办法。再有2年零8个月就要退休

了,王金良何苦如此?受疫情影响,各地中小学纷纷开始线上教学,东鲁完小也一样。县里组织了各学科优秀教师,统一录制视频课,再拿到电视台播放,学生看电视上课,叫“空中课堂”。“电视里上课上得快,我要讲2个课时的内容,电视里1节课就讲完了。”王金良担心教学效果。

能上课了,怎么批改作业?原本的办法是,老师每天在微信群里发布作业,学生完成后,家长拍照,传回群聊,老师根据照片内容批改和点评。弊端很快出现了。王金良能收上来的作业很少,最多时17份,最少时只有5份。批改难度也大。家长陆续外出复工,留下爷爷奶奶照顾孩子,根本拍不清楚照片,还有拍倒的。王金良往学生家里打电话,家长都满口答应要管管,但老年机像素的确差,再买一部智能手机成本又高,承诺都打了水漂。

“我挨家挨户去收总收得上来。”王金良的预期还是乐观了些,第一天去收作业,30公里走下来,腿都走得发软,却只收上来17份。当晚,批完作业后,他给没交作业的学生打电话,问在没在家,然后直接找上门去。之后,若有学生连着2天没交作业,必能把王金良“等”来。

自2月28日起,下午3点30分出发收作业,连夜批改后,早上5点30分再去发作业,每天4小时,30公里路,王金良日日如此,就连出门的时间、到达各个点位的时间、回家的时间都几乎相同。

给自己设定好程序,按照既定规则持续运转,旁人眼中的王金良一向如此。“他就是老黄牛一样的,一步一个脚印,踏实认真,任劳任怨。”同事徐国财比王金良还长2岁,他们从高中起同窗,熟识几十年。徐国财常与人谈起,王金良将他们1978年拍摄的毕业照保留至今,这是最令他佩服的事之一。

徐国财拍拍桌上的一摞练习册,“学生的作业本要是折角了,或者封皮弄皱,王老师看见都会一点点弄平整。”练习册30本,边缘对得整齐,10本为一组,换方向摆放。“还有他的字,规矩得不得了。”王金良的课本上,备课笔记做得很漂亮,黑、红、蓝三色字迹,还有课文空白处写不下的内容,他找了另外的白纸贴上,作为附页。

天亮得越发早,杨柳枝抽出嫩芽,田里的水稻新插了秧苗,王金良走着走着,冬天远了,春天到了。4月21日,东鲁完小正式开学。

“王老师,学校的大扫帚在哪里?”“王老师,今天中午分批吃饭怎么安排?”“王老师,学生的午自习您先帮我盯一下。”……回到校园,王金良脚步未停——说是校长,他更像大管家。每学期,他的工作安排都能写满一个本子,除了日常会议记录,红笔标记的地方,有“校园除草”“劈破旧办公桌”“清理教学楼屋顶”,或是“某学生要营养餐”“某学生回家吃中饭”。这样的本子,王金良写了80多本。

37年乡村教育

王金良的办公桌上,用玻璃板压了7张照片,是他2013年至今,在东鲁完小教出的7届毕业班学生。照片上的人少有重复出现的,学生们都离开了学校,老师流动性也大,大多教不足3年。于很多人而言,村里的学校仅为人生一站,或始发,或经停,而王金良待了一辈子。

从1983年做代课老师时算起,王金良已在乡村的讲台上站了37年。小学教过,初中也教过,最远的学校在10公里外的山上,最高级别的学校是乡一级初中。“别人一个月能挣好几百块的时候,我一个月还是拿几十块钱,别人都笑话我。”提起这些,王金良反倒笑了。

小时候穷,王金良家里孩子多,有6个。父亲左边小腿患上烂脚病,买不起药材,只能自己四处采一些。即便腿脚不便,父亲仍坚持下地劳作,当了几十年生产队长。父亲的坚韧对王金良影响很大。

王金良上小学的地方在村里祠堂,漏风漏雨,黑板是老师自己动手做的——削一块木板,再刷上油漆,勉强找个合适的架子,挂起来。条件艰苦,不过他读书努力,父亲也坚信,知识改变命运。高中时候,他考上了县里一中。那是当地最好的学校。

高中离家15公里,王金良年轻,走一个半小时就到。他赤脚走。他穿的鞋是母亲一针一线纳的,经不住穿,舍不得穿,到学校了,大家都穿着鞋,他把脚一洗,擦干,从包里掏出鞋,穿上。“他衣服上补丁摞着补丁,不爱说话,一个人闷头做事。”徐国财对高中时候的王金良印象如此。

徐国财家里条件好些,他父亲是老师,拿工资的,所谓“吃公粮”。高中毕业后,他通过资格考试,顶了父亲的岗,自然成为老师。一个月发25元钱,不多。他放在的确良料子的衬衫口袋里,有些透,看得出放了钱,习惯“以物易物”的村里人见到,却是羡慕得很。

王金良没考上大学,回家务农。他心里仍有不服气,还想跟知识打交道。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,常常念不了几行字,头就栽下来,烛火点着了头发。“王金良,之前的老师生病了,领导让你去学校代课。”小学时教过他的老师站在田垄上朝王金良这样喊时,他高兴坏了,立马答应下来,然后才想起来,该先跟父亲商量一下。

1983年,王金良站上讲台,成为“复式班”的“包班”老师。“复式班”的意思是,三年级和四年级在同一个教室上课。王金良走进教室,先给四年级挂起小黑板,布置好作业,再到另一侧,给三年级上课,讲完了再接着教四年级。“包班”是指,所有科目的老师只有王金良一人。

常有辍学的学生,多半由于家里负担不起学费。学校在山上,王金良循着村民踩出来的路,翻过几个山头到学生家里,尝试说服家长。有一个女学生,父亲病逝,母亲改嫁,和弟弟跟着70多岁的爷爷生活,实在拿不出钱,王金良就到村里、到乡里反映情况,争取资助,还发动班上孩子,一角、两角汇聚起来,一直到姐弟俩初中毕业。

垫学费更是常事。王金良有个本子用了4年,没了封皮,记录的都是每学期交费情况,数额详细到几角几分。学费从10月份开始收,到第二年1月还交不齐是常事。“胡柚卖掉”“宰猪”……这些备注意味着,家长在筹钱,再等等,先垫上。

经济发展起来,交学费不再为难,乡村教育的新挑战是留守儿童。“我只管他吃饱穿暖,其他管不了了。”这些话从学生的爷爷奶奶口中讲出来,王金良听了很多遍。

“靠读书找到出路的学生凤毛麟角,我更要教他们做人。”王金良说,把收发作业的30公里路坚持下来,他想成为学生的榜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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