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月26日清晨7点03分，央视《新闻调查》摄制组从北京出发，前往武汉。一行人中，有曾在抗击“非典”、非洲埃博拉疫情报道中有过突出表现的资深记者杨春。

“很多人会说，我们这些记者也是逆行者，其实说起来很惭愧，那些面对烈焰冲向火海的消防队员，他们才是逆行者，那些一直在武汉坚持战斗了很长时间的一线医务人员，他们才是逆行者，面对这样一个重要时刻，我们更愿意做一个记录者和观察者。”

第一时间请战，就应该是我去。

杨春赴武汉采访，可谓“不告而别”。1月26日，农历正月初二，太太回娘家过年，他却踏上开往武汉的高铁。“决定要去武汉，我第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，还是不让家里的父母、老婆孩子都知道了。所以是到了武汉之后，我才给她（太太）打了一个电话。她还在娘家呢，正巧也是一个机会，如果在一块儿，（解释）也还挺麻烦的。”问及为什么一定要上前线，杨春脱口而出：“就应该是我去！”

看见杨春出现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报道现场，有观众惊呼：“天哪，是杨春，是杨春！杨春回来了！”没错，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17年前的2003年，也正是这位踏实稳重的记者冲在抗“非典”报道一线，将情况真实、客观地报道给电视机前的观众。如今，庞杂纷乱的信息带来的紧张情绪中，又一次在抗疫报道一线看见杨春，一如既往冷静客观的态度、深入体贴的观察，自然而然令许多观众平添一股信赖。

“在‘非典’的时候我穿过这样的防护服，在非洲塞拉利昂报道埃博拉疫情的时候我也穿过这样的防护服，今天来报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，我又穿上了。”一次报道中，“全副武装”的杨春这样说。

对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，杨春从一开始就持续关注。听说台里要向武汉前线派出报道小组，他第一时间“请战”，担心自己“选不上”，还“给领导们打了一圈儿电话。”

“我觉得就应该我去。我有这方面报道的经验，好钢要用在刀刃上！但我的情况比较特殊。”杨春说，他刚从海外记者站驻站回国，还处在“转任期”。“不属于新闻中心：我怕因为这个选不上我，就得更积极主动去争取。还好老领导老同事都比较体谅我，把我派过来了。”

到达武汉之后，杨春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。“在西非报道埃博拉疫情的时候，我在微信里把我老婆给屏蔽了，结果呢，有共同认识的人告诉她了。后来我一想，在这个信息时代也不太瞒得住她，就算了吧。”电话里，一句“我来了”似乎包含了千言万语，对杨春的选择，妻子表示理解。“因为她知道，我在后方也待不住。”

17年前，杨春曾在他的“非典”日记里写下：“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卡帕，就是拍《共和国士兵之死》的那位，说过这么一句话：真正的战地记者，就是在战斗中始终冲在尖刀连的前面，再回过身来，拍士兵冲锋的那个人。我始终觉得，这句话应该成为每个新闻记者的信条。对于和平时期来说，阻击非典，就是最大的战役。”

17年，岁月流逝，初心不改。“我知道这种疫情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）意味着什么，小到个人，大到国家，所以就要尽可能把它全面地报道出来，咱们干这行儿的，就是职责所在，使命所在。”

最凶险的地方，他一个人进去

“这种重大疫情报道，一定要考虑到整个大的背景，一段时间以内，它对一个城市，对我们整个国家，意味着什么？我们绝不能以3分钟热情来关注这件事，它绝对不是一次小小的接触战，而是一场持久战。”杨春说。

在武汉前线报道，杨春有许多并肩战斗的伙伴，有一些年轻记者，初次经历这样的重大疫情报道，会有一些恐惧，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展开报道。对他们来说，杨春是“老大哥”，也是“主心骨”。有时候，他会讲一些自己在“非典”报道、埃博拉报道时的亲身经历，既是把宝贵经验分享给这些年轻人，也是帮助他们平复紧张的情绪。“危难险重的任务，没有一个人是退缩的。可能心里有点忐忑，有点打鼓，但是关键场合、关键时刻，大家肯定都是顶上去，表现出良好的专业素养和昂扬的斗志。”

每天的工作都很紧张，白天出门采访，晚上还要看素材，编片子。最忙的一天，早上七八点开工，晚上忙到凌晨一两点，杨春上午进重症病房，下午又进ICU（重症监护室）。ICU里的单间，住的患者都是重症中的重症，还包括一个强力感染者。在决定进去采访的那一刻，杨春回头，一摆手拦住了身后的摄像。“没想太多。”杨春说：“ICU跟病房还不一样，所有ICU的病人都是插着管的，也就是说，他的口腔某种程度上是开放的，我们都知道，这种呼吸道的敞开意味着什么。能少进一个是一个，所以我就是一个人进去，然后拿手机拍摄。”

已经很熟悉厚重的防护服，但杨春在穿脱时依然一丝不苟，他深知，科学防护才是进入这样一个现场的正确方式。“防护服的穿法非常严格，不小心一个程序搞错了，就意味着危险，比如手套的边缘一定要套住防护服，不留一丝缝隙，手套至少要戴两层，一个肉眼看不到的小缝隙，病毒进来也很可怕。”

尽管对自己的防护措施非常有信心，事后杨春还是反复消毒，坚持每天自己测体温。“毕竟是最凶险的地方”，杨春坦言，“还是挺怕的”，这种害怕源自对病毒和疫情的深入认知。

不过，在出镜时，甚至他在向记者讲述这段经历时，声音依然那么平静。“我快50岁了，比别人能够更平静一点，作为记者，你先害怕，或者先兴奋，都有可能失去那种客观公正的立场。”

一条长长的线，把珠子串起来

在武汉前线报道，每天都有新情况，每天都有新变化，但《新闻调查》“一般是做长线的、大容量的报道，需要长期的跟踪调查，而不是那种几分钟的短消息。”不过，“我们一直坚持去寻找、去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”。杨春说，目前他们正在跟踪报道一名刚刚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老雷。此前电话联系采访对象老雷时，他还仅有发热症状，1月29日，杨春突然得知，老雷已被确诊入院接受治疗。

“一确诊，就意味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变化，医院是不是启动了应急预案？他的家庭怎么切断传染途径？社区、街道应该怎么做？怎么进行消杀，乃至怎么对这个家庭进行精神抚慰？他自己怎么去面对这件事？特别是他的妻子也因为‘疑似’在医院隔离，孩子在外地，76岁的老母亲独自一人被隔离在家，这是他最大的牵挂……”

1月30日，杨春跟随社区人员去探望了老雷的母亲。离开的时候，老人站在门口目送他们下楼，摄像一直在拍摄，光线慢慢暗下去，杨春心里突然一阵发酸。“这个家庭是不幸的，但从一个个人投射到整个家庭，然后投射到整个社区、整个社会，不仅对于这次疫情报道，乃至对于整个疫情研究，都具有一个样本的意义。”杨春说。“至今我们所有的报道都是点对点，但我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全景式的展现，用一条长长的线把所有这些珠子都串起来：一个普通人从发病到确诊，到最后……我们希望他能够痊愈出院，那将是我们最高兴的事。一段时间以后，当我们再回顾，会发现原来我们对这次疫情的报道，有这样一个完整的记录，而不仅仅是片段式的新闻……”

正月初五“破五”，宾馆特地给在武汉采访的记者们送来饺子，杨春和同事们干了一杯，祝福武汉早日“康复”。“武汉人骨子里有一种乐天的、不太在乎的那种精神，尽管在疫情面前通常会让人有点担心，但也常常感染我，时时鼓舞我。我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，大家共同努力，一定会渡过难关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