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月18日，美股未能延续前一日涨势，盘中暴跌再度熔断。两周之内，美股已经熔断了4次，道指已经基本抹去特朗普任内所有涨幅（起于19795.06，周三收报19898.92）。
同一天，特朗普的第二个新冠肺炎疫情救助方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，该法案包括新冠检测免费、提高带薪休假福利、增加对老人与儿童的食品补贴等。而涉及给受疫情直接影响的每个美国人发放现金的第三个救助方案，即1万亿美元刺激经济计划，还在起草及等待审议中。
给每个人发现金
学过或喜爱经济学的，一定看过曼昆版本的《经济学原理》。
曾担任小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哈佛大学教授曼昆（Gregory Mankiw）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：“许多美国人几乎没有任何储蓄，建议给每个美国人发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将是一个好的开始，成本相当于美国GDP的1.7%，若一个月后疫情恶化，可能需要再做一轮。”
多位经济顾问、国会议员都建议，尽快给每个人发现金支票。
特朗普政府也是这么想，并按这个方向去推进的。美国财长姆努钦近日表示：“我们正在考虑立即向美国人发放支票。总统正在寻求直接给美国人超1000美元的补贴。”政府希望在4月底之前向公众寄出第一批支票，这并不包括美国的富豪。
一些议员表示支持，另一些人则持保留态度。也有人认为，这依然是特朗普为了连任，讨好“贿赂”选民。此前，另类竞选总统的华裔杨安泽也曾主张联邦政府每月给每个18至64岁的美国人发放1000美元的“自由红利”（Freedom Dividend）。
美联储曾发布过关于美国家庭经济状况的报告（2017年11-12月对超过1.2万人进行调研），指出“有40%的人拿不出400美元的现金来急用，或者需要借钱或卖东西才行”。而据Business insider报道，目前有57%的美国人，其储蓄还不到1000美元。另据Bankrate的一项研究，只有18%的美国人有足够的钱去支付3-5个月的费用，近25%的美国人根本没有紧急储蓄。
如果上面的数据基本符合实际情况，那么给每个美国人发钱，特别是对弱势群体而言，是能解燃眉之急的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的统计数据，2018年中国居民储蓄率为36.8%，世界平均储蓄率为21.5%。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18年底，美国居民储蓄率仅为7.6%。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是美国的4.84倍。2008年时，中国的储蓄率更高，有51.8%。从这个单一指标比较，在美国直接发现金的作用相比中国应该是比较大的。
此前，澳大利亚、韩国等国不少官员和学者都提出了直接发现金的方案。比如，3月8日，韩国庆尚南道知事（类似省长）金庆洙向政府和国会建议：每一位韩国公民每人发100万韩元（6000元人民币）的“灾难基本收入”，以此来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，推动消费，力争推动经济恢复。9日，媒体报道澳大利亚政府正在考虑向普通公民发放现金，作为计划中100亿澳元财政刺激方案的一部分，不过遭到反对。
早在2月26日，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将向18岁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发放1万港元，用以鼓励带动本地消费、缓解短期经济压力。
给每个人发钱，成了大家应对疫情影响，提振消费，国际上共同认可的方法。
“社会分红”是凯恩斯的学生、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·米德提出的。早在1938年，他就在《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》中提出——国家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，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，将另一部分作为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。他在《消费者信贷和失业》中进一步明确，直接给每个公民发放社会分红，可以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，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消费的作用。
其实，实践比理论更早。1932年5月，美国通过《戈尔兹巴罗法案》，提议每个月向每个美国人支付5美元的货币，旨在恢复1926年的价格水平。
最经典的案例是美国阿拉斯加州发现新的油田后，设立了阿拉斯加永久基金。1982年，阿拉斯加州40万居民每人收到第一张价值1000美元支票的社会分红。
新加坡政府2008年曾公布“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”，仿照企业将盈余回馈给股东的方法，给国民发了一个相当于43亿人民币的“大红包”。这是国家层面向每个人分钱的最经典案例。
中国香港、澳门也一直有退税、派钱的政策传统。比如2014年澳门向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9000澳门元，非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5400澳门元。
中国内地其实也早有实践。2008年，东莞曾拿出1.2亿元，向12.2万低收入户籍居民发放1000元（临时生活补贴），以减轻CPI上涨带来的影响。但不具有普遍性，并不是给每个人发钱。2014年三亚的措施较为彻底，向62万符合条件的本地户籍居民发放360元补贴资金，总计2.2亿元。
抗疫至今，除了中国香港，中国内地还没有哪个省市提出并实施给每个人都发放现金的举措，不过发放消费券则是此起彼伏。
进击的城市，进击的消费券
在中国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，澳门最早推出消费券。
2月13日，澳门特区政府宣布经济恢复计划，其中一项是，向所有居民派发3000澳门元的电子消费券。澳门有雄厚财力，底气在那里。
山东济南和浙江杭州也走在前列。
3月2日，山东济南市委、市政府印发相关文件，推出2000万元文旅消费券，主要用于拉动文旅消费。
3月2日，杭州发布“亲清在线”系统，实现“企业员工租房补贴”及“商贸服务企业补贴”的线上兑付。杭州建德3月5日起推出“千万红包游建德新安江”活动，消费券总面额1000万元。每人每套500元，限额2万套，面向建德外的杭州市民。杭州曾在2009年发过几批消费券，总计约8亿元左右，面向文化旅游消费、社会商品消费、生活服务消费等。消费券曾起到过积极效果，据当时杭州财政局统计，第一批消费券对商贸行业拉动效应为2.06倍。
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1-2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.5%，其中餐饮收入同比下降43.1%，汽车销售额同比下降37%，家电下降30%。提振消费成为政府和企业共同的愿望，大家都在尽力施策。
3月6日，辽宁省印发相关文件，鼓励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向大众发放惠民文旅消费券。
3月11日，河北省提出今年将实施扩大消费十大专项行动，安排专项资金1500万元，实施体育消费券补贴政策，扩大健身人群规模。
3月12日，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表示，浙江将推出总价达10亿元的文旅消费券和1亿元的文旅消费大红包。
总之，各省市纷纷出台政策，想要刺激消费，恢复经济。
3月13日，南京和宁波同一天推出力度空前的消费券方案。
其中南京最为猛烈，其消费券总额为3.18亿元，包括七大类，面值根据不同类型按每份100元或50元设定。其中，困难群众、工会会员、乡村旅游等三类消费券，按系统内有关要求发放，餐饮、体育、图书、信息等四类电子消费券共计5000万元，采用多批次网上摇号方式公开发放，且不限户籍。
一贯低调的宁波，此次也很高调。宁波市、区县（市）政府、企业联合推出1亿元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券。同时，还将推出健身消费券，市民凭券可免费使用场馆场地设施健身。
消费券还有其他特定的补贴形式，比如长沙和广州推出了汽车消费补贴，安徽推出了每人200元的家电消费补贴。
预计各种各样的消费券将持续推出，政府和平台型企业的合作也比较紧密。比如广西商务厅厅长蒋连生3月17日表示，为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冲击，广西将发放暖心消费券，并与阿里巴巴广泛合作，带动零售、住宿餐饮、旅游、文娱等传统服务业数字化转型，拉动线下线上消费150亿元人民币以上。
金融危机，公共卫生危机之下，直接补贴消费被证明是刺激消费的有效手段，政府发放消费券，可以增加民众的购买力和激发消费欲望。消费券其实是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提振消费的一种形式，是一种需求管理政策。消费券不仅可以促进消费，也可以作为社会救济工具之用。
“消费券”政策经常用于经济萧条、消费停滞之时，这就决定了它是一项短期政策，所以使用的时候要特别注重情势、时机和影响，力求做到精准投放。因为是财政出钱补贴，面向的对象必须仔细考量，要关注特定地区、特定行业、特定人群的切实需要，配合复工复产的具体进度。
美国曾经在大萧条时期首创了“食物券”，从1939年5月开始，共实施4年，受益人累计达到2000万人次，覆盖美国近一半的县。这大概是最早的消费券实践。
无论是发现金还是发消费券，都是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实践，屡试不爽，也颇有作用，当然局限性也是有的，它并不能长期拉动消费，还会带来通胀压力，从本质上也无法改变人民的收入预期，所以不能频繁发放。
国家发改委就业收入和消费司司长哈增友就表示，支持地方结合自身实际有针对性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政策措施，但地方出台政策要考虑财政承受能力。
各省市的财政自给率和财政困难系数也是不同的。
十多年前使用消费券最猛的杭州，这次的措施更有针对性了，它是逐个推送细化的“小政策”，比如最开始推住房补贴，后来是单个区县发旅游券，再后来是公共交通免费，然后是参加防疫一线的公租房保障家庭可免两个月租金等。这种针对性的措施，目前看更理性、更有机一些。
相比较“社会分红”是给每个人都发钱，具有普遍覆盖的特性，消费券显然更具“精准定位”的优势。
参考文献：顾继东《给每个人发钱——货币发行传导之分配正义刍论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。
作者系微信公众号“秦朔朋友圈”作者。
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“秦朔朋友圈”，原标题为“一文读懂给个人发现金或消费券的来龙去脉”。
